类似的例子还挺多，在越南语中形成了一个叫“汉越词”的大类，哪怕后来越南改用拼音文字，也无法消灭如此众多的词汇。尤其是军事领域，像武器、包围、俘虏这类，几乎就是汉语的原音。
实际上，越南语和汉语，在语言学上连一个语系都不是，跟汉语和希腊语的差距，是一个水平的。但就算这样，汉语也成功适应了下来，渗入了当地语言之中。
汉语在这里，依然是优势语言。可能希腊语这种，抗性还稍微强些，其他地方的人，甚至都不怎么抗拒。
当然，希腊人的表现，其实也是态度问题，说白了是紫帐汗国对他们太宽松。历史上，小亚的希腊人在两代的时间里，就接受了塞尔柱人带来的突厥语——按理说，希腊语在文化水平上，是具有优势的，反过来影响突厥语，甚至把那些土库曼部落，带的都不愿说突厥语了才正常。奈何希腊人在这方面，一直相当灵活
这种情况下，才让郭康认为，希腊语难当大任，推广汉语是确实有效的。
这里的经验教训，参考清朝就可以了。
雍正执政时，曾经试图在全国推行官话，甚至为此下了强制命令，规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参与科举。这件事的导火索，是粤、闽的官员和其他人交流不便，不过这背后，也有一整套的考量和措施。
清朝最大的困难，在于外族统治带来的低合法性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雍正试图从族群区分的方面入手。他的理论构想的核心，是用地域的划分取代民族的划分。
按照雍正的论述，华夏和夷狄实际上是同一群人，血缘上区别不大，文化上也没有优劣之分。他们的区别，是由于地域区分导致的。满洲同样是一种籍贯，而非民族，是和华夏各地一样，属于对于住在特定地区的人群的称呼，不应该排除在外。
在此基础上，应该依靠德行，而不是看具体地域，来决定谁担当统治者，最终建立一个涵盖汉、满、蒙的“华夷一家”式大一统政权，实现“夷狄进至于爵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”的儒家大同理想。
而推广官话，就是其中的一个配套措施。理论上，通过官话打破地域隔阂，就可以为这种新的王朝模式，提供更高的合法性和稳定性。
平心而论，这个构想其实有不少可取之处，而且对后世也有影响。但它也和清朝其他众多策略一样，面临同样的尴尬处境。
或者说，清朝的很多政策理论其实不落后，一些组织方式甚至很先进，官府和民间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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