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所有人都认为，自己如此的强大，能够承受小的失误和问题。
大明帝国的人清楚的意识到大明帝国要亡了吗？是不清楚的。
就连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开始北伐的时候，他都不清楚自己要把大明给灭了，甚至还打算着若是战事不顺，朝廷愿意封王招安，他也是可以暂时答应下来，再做图谋。
对于蔓延整个大明的民乱，对于京畿的皇帝和大臣而言，都是远在天边发生的平叛战争，即便是大明短暂战败，也一定会赢回来，因为崇祯九年的时候，崇祯皇帝刚刚将第一代闯王高迎祥在京师斩首示众。
在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宣布自立为帝的时候，京中的百姓对西北的平叛漠不关心，依旧在一如既往的抱怨着糟糕的天气，而朝中的大臣们京堂百官们，对于彼此倾轧依旧是充满了热忱。
几乎没有人能够感受到末日将至。
在皇帝和京堂大臣们的眼里，穷民苦力究竟是什么？他们不是具体的人，只是一个个冰冷的统计数字，和统计数字共情，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，没有到自己具体身边的时候，就不会有那种急迫的危机感。
即便是万历五年春，张居正在朝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苦权豪救黔首的政治正确，但这只是一种叙事风格，大家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继续玩着权术的游戏，比如毛呢官厂在夏天上工，热死了三个人，言官们在借机倒王，而不是想着改善工场的环境，让这类的悲剧不再发生，更不是更加关心小民的死活。
所以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阻碍进步的古墓派是愚蠢的，在表现上，他们复古、迂腐、冥顽不灵、拒绝进步，但其实这些人全都是精于算计，非常清楚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。
表面上，争抢的是要不要官厂聚敛兴利、或者要不要支持新政，但其实争的还是头上的官帽、胸前的补子，和兜里的银子罢了。
指望着肉食者为广大穷民苦力着想，本身就是缘木求鱼。
而朱翊钧之所以一直要鼎力支持张居正的新政，甚至还要变本加厉，是因为他切实的知道，大明会亡，而且就亡在万历年间，所以他做事一定会比张居正更激进。
这也是朱翊钧和张居正有政见之别的根本原因，张居正当国仅仅五年的时间，大明已经有了振奋之意，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，那就是只要皇帝或者当国的首辅愿意，振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，若是真的有什么危难之事，只需要再找出一个张居正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