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有巨大功劳的大臣几回，自己就得喝西北风了。
可见天启皇帝是个穷光蛋啊！朱由校在心底哀嚎了一声。要知道，乾隆三十六年，一年的国库收入就是3700万两白银，那只是一年的岁入啊！
“大明岁入有多少？”朱由校抱着一丝丝的希冀问道。
“回皇爷，岁入约摸521万两白银。”
听闻王安的话，朱由校一愣，这么少？要知道明朝此时的贸易和资本要比清朝强得多，可是每年的岁入却差这么多……
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不交税。想到这，朱由校的心在滴血，似乎看到了很多真金白银就这么飞走了，于是在心里默默替这些人狠狠地记了一笔。
这些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的人，谁家不是良田千顷，买卖无数？这些人大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平时却是鱼肉乡里。
他们兼并土地、走私、进行海上贸易，可以说每个家族都是富得流油，可是他们却总想着不交税，于是东林党就鼓吹“重”农抑商，藏富于民。
便宜老爹泰昌帝对重农抑商的理解是错误的，重农抑商不代表着重征农税，而是少收甚至不收税。可东林党人篡改了这条理论，根据他们的说法，农业才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，要重征，而商人的地位低下，要少收税。
就是这样的一群人，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，并总是鼓吹向农民征税。这些人不但偷税漏税而且因为势力庞大也就更加肆无忌惮，几乎什么都做。
在朝堂上，很少有真正想要为百姓办实事的人。大部分官员在朝堂上攻讦别人，在地方上排挤弱小的官员，同流合污昧着良心办事。
由于朝廷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，越来越重的负担就被转嫁到农民身上，他们无财无势，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，最后不得不面临两个不得已的选择：
将土地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卖给有势力的豪绅，自己租田做佃户，用高租换取保护；或者放弃土地逃亡，希望别的地方情况会好一点。不管他们怎么选择，土地或是荒芜，或是落入豪绅之手。而政府的定额依旧压在剩下的农民身上，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。
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，不是因为捐税高，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，而白银对于农民来说，非常难以得到。
很多人没有土地或者不能忍受大地主的盘剥成为了流民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徐鸿儒的白莲教起义会有那么多人跟随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