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受灾的七个郡国，其中百姓最终愿意迁徙去荆南定居的远没有达到预期的五万户，实际上只有将近两万户，男女老少加起来不足十万人。
此外，刘辩还在奏书上看到了两个他熟悉的名字。
华佗与张机张仲景。
说起来，华佗还是托了张仲景的福。
马日磾虽不歧视医者，但也不会特意把医者的名字写进奏书之中，但张仲景好歹是个县令，于是便在言及张仲景的编书为其表功时说明，一个叫华佗的医术水平非常高的医者认为书中的内容是有道理的。
荆南四郡算是开发程度比较高的，最巅峰时四郡的人口突破了三百万，单是长沙一郡，就有一百一十七万人，只在人口密度上比不过中原地区。
然后，大疫就来了。
自桓帝元嘉元年(151)正月起、延熹四年(161)正月，包括本朝的建宁四年(172)三月、熹平二年(173)正月、光和二年(179)春、五年(182)二月
疫病首先起于北方，随后向南传播，荆南也不能幸免。
而光和七年，即中平元年爆发的黄巾起义，便是在此种疫病肆虐、天下大旱、赋税不绝、郡县压迫的背景下发生。
最近的一次的大疫则是黄巾之乱后的中平二年春。
而对于这种快速传染类的疾病，时人称之为伤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