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刘弘目眦欲裂，朝臣意味深长，陈平慌乱中略带些催促的目光注视下，刘揭略带些‘惶恐’，终于为刘弘的问题给出了一份答案。
“臣奉陛下之谕，查得长安粮商不自占之事，实乃由来已久；具体遗漏之商租几何，更早已无从查证。”
“臣复闻，长安豪商所贾之粮，多于秋收之时，石钱七十之价入，今又以石八十二钱出，石得利十二钱。”
“按律，凡物贩于市，皆当分利之十一，纳于市吏，以为商租。”
“故臣乃令东市之吏，以粮商所得利之百倍，以充粮商所欠之商租；恰粮一石，补征商租一算···”
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能在封建官场屹立多年的官僚，尤其是九卿一级的高官，刘揭的应急公关能力，无疑算得上十分出众。
——商人逃税有多长时间，具体又逃了多少，已经无法查证，所以就以粮商每售卖一石粮食，所能得利润的一百倍，作为商税补缴的标准。
刘弘心里也很，明白，刘揭说的都是事实——《汉律·关市律》规定，除房屋、田亩等大宗物品的交易外，其余所有钱物交换，都被纳入商业交易范畴，必须在官府规定的场所，即市集进行。
而商税的缴纳标准，则是‘贩物所得利之十一’，也就是纯利润的十分之一。
至于如何判断‘纯利润’，《关市律》说的也很明确：按照此物购入时，市场平均售价为成本价，售出时的价格为成交价，成交价减去成本价，便是纯利润，即‘得利’。
七十钱，大概就是秋收后，粮商从百姓手里收购存粮的价格，这一点即便刘揭不说，殿内百官心中也都大概有个数；至于如今的粮价，在长安城中更是妇孺皆知——石八十二钱！
为了保证这个环节不会被钻空子，《关市律》还规定：但凡不属于‘偶然***’，即类似‘农民去市集将母鸡下的蛋卖出’这种意外状况，其他所有交易的过程，都必须在市吏的监督下进行。
而刘揭派内史衙役前往东市征税的理论依据，便出于此——从行政规划来讲，长安东西二市，均属于内史管理。
恰逢粮商集体补缴所欠商税的‘高峰期’，负责征收商税的东市市吏人手不足，作为直属上司的内史派出人手，辅佐市吏征收商税，合情合理。
但即便如此，刘揭依旧无法解释一个现象。
“便是催缴粮商所欠之商税，内史何以取之于购粮百姓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