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（‘毛遂自荐’之典故的主人公）；韩非乃韩国公子、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；李斯为秦相，法家思想的发扬者。
陈嚣、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，一个寄情山水。
而仅剩下的浮丘伯、陆贾、张苍三人，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其中，得授《春秋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，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，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，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，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，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！
精通《礼》的陆贾，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，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。
至于得授《诗》的浮丘伯，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，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，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。
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，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，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《诗》博士之职，恐怕汉家朝堂，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陆贾、张苍、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，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。
但当‘学术地位’与‘政治地位’扯到一起的时候，状况就有所变化了。
儒家五经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，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，但在汉室，起码在汉室政坛，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。
首先，由于汉室‘礼乐崩坏’，且掌权者对‘礼乐崩坏’乐见其成，就使得礼、乐两项，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‘装装样子’的程度。
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，得授《乐》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，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。
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，得授《礼》的那一人，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——精通《礼》这一项，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。
《书》在汉室的地位，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《书》的荀子门徒是谁，就能看出端倪了。
——李斯，韩非！
在汉初的舆论当中，这两人，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（李斯），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‘韩非’！
这样的情况下，汉室能重视《书》，才是最大的笑话！
至于诗，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，过于讲究仁义道德，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，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《诗》传人，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，被皇帝用来充门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