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税一缴纳商贾税；
高于七十万钱，低于九十五万钱的，按照十税一缴纳商贾税；
高于九十五万钱，低于一百二十万钱的，按照六税一缴纳商贾税；
高于一百二十万钱，低于一百八十万钱的，按照四税一缴纳商贾税；
高于一百八十万钱的，统一按照三税一，来缴纳商贾税。
商人的行商所得，由水衡都尉按照商贾的货物购买价格、出售价格，以及购买、出售数量来核算，其余人力、损耗等成本，按照当地平贾给出的标准计算。
水衡都尉需要在每年春正月之前，核算出天下商人去年的盈利，以及应该缴纳的商税，商人务必在春三月之前，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上缴当地官府，并由官府转呈长安，不得截留。
发现商人谎报收益，逃税、漏税的，抄没所有财产，完为城旦舂，当地县衙一百石以上的官员处以流放河南（河套）、安东的处罚，郡衙当年的审计课为殿。
在核算出商人去年的行商所得，以及应当缴纳的税款之后，核算内容需要在商人所在的县衙外公示一个月，当地百姓对核算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到当地县衙或郡衙举报，县衙、郡衙务必上报水衡都尉。
如果最终审查结果属实，举报的人按照被举报商人家产一百分之一的比例，赐给奖赏。
太宗皇帝推出的《车船律》，以及修改、完善的吕太后《金布律》《津关律》，被后来的世宗孝文皇帝统一归为了《商税律》，具体的内容被我写到了《货殖列传》当中。
这三条律法，将汉室天下从正武三年开始兴盛起来的商贸稍稍抑制住，让天下的商人愈发变得遵纪守法起来。
尤其是在《车船律》推出按照商籍上的户主，作为税率比例核算标准之后，天下许许多多的大商人，如舒駿的卓氏、程郑氏，荥阳的任氏，洛阳的师氏等，都把财产分散在了家中子侄的手中，成为了一个个资产数百万，每年盈利不超过三十万钱的小家庭。
这样一来，原本呈现出大家族，大宗族雏形的商人家庭，自此成为了一个个小的家庭，很少出现地方豪强势力大，地方的二千石官员不能治理的状况。
文鼎十四年，水衡都尉核算商人收入的模式，也被御史大夫用在了官员收入审核当中，从此时开始，汉家的受贿之风开始逐渐减少。
汉室的官员俸禄虽然不低，但随着汉室百姓愈发富裕，粮价越来越低，官员拿到手的俸米其实越来越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