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一下子显得不如霍应东，地位上矮了一截！
于是，置地公司以“友邦”的角色出现了，出价三千七百五十万港元，收购星光行。
结果，收购到一半，置地公司又出了损招，只能先给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的现金，剩余的部分，则用商业本票欠着。
可以说，霍应东不但被打压得损失惨重，还以一种屈辱的方式，把星光行拱手让给了置地公司。
霍应东遭到明显打压的第二个例子就是，他看好新兴的货柜航运，于是独自投下了葵涌一号货柜码头。
这时候，港府提出条件，霍应东要保证，每年在码头停泊至少二十万个货柜，才能发展该项目。
要知道，现阶段，整个香江，都没有二十万个货柜。
万般无奈之下，霍应东只好放弃已经到手的葵涌一号货柜码头。
到此为止，霍应东要是还不明白，自己被美英精准打压，那他的苦头可就白吃了，而霍氏有荣工程公司，承建文莱斯里巴加湾货柜码头及深水港，未尝不是在香江发展空间受限后，到外面寻求突围。
高弦琢磨，以霍应东目前的处境，忽悠他到香江之外的“非西方主流”市场投资，应该有很大的实现可能。
当然了，霍应东在香江所遭受的打压，并非没有触动，意欲和怡和争夺牛奶公司的高弦。
不过，在高弦看来，最好的应对方法，就是让自己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亨，进而任何势力动手前，都要考虑所需付出的成本。
就像阿莫德·哈默那样，冷战的铁幕，也不能阻挡他穿梭于西方和东方的脚步。
有些例外，真实存在，只不过大众不得而知罢了。
高弦只要做好这些例外的“搬运工”，便足以创造各种奇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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