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，有什么看法？它很致命吗？”
童家威非常肯定地说道：“很致命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三明治的说法，如果是一个大型外资企业，进入华国可以沿袭美国的做法，华国的员工要让自己适应它的模式，但是像本土化的创业型公司，引入风险基金，一夜之间建成外资的文化环境是非常艰难的。我举一些例子，第一，我们华国人，往往是有能力的人，恰恰是一种个体创业型的人。他们有思想，肯吃苦，有能力，他们体现能力的方式，往往是把结果交给你。”
“作为公司领导人，也不需要过多地过问实现的过程。就像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尊敬的那一位老人说过的一句话，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这种有能力的人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，希望给他的任务是一个完整的，而不是局部的，看不到全貌。”
“而西方人，尤其美国人，是在经历过将近上百年工业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社会分工的理解非常透彻，就像早期卓别林的电影，流水线引入以后，卓别林每天只看一件事情，就是拧螺丝钉。让中国人拧一个螺丝钉就不愿意干了，留下来愿意拧的往往是没有创意，思想的人。”
“这时候引入西方的管理机制，引入西方的管理人才以后，他们对华国本土人才的看法，判断就与你有很大的出入了。第一，沟通没有把这个过程处理得很系统，结果再好，也没有用。那么他们很看重这个过程。”
“就是说，正确地做事，比做正确的事还要重要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的不一致。第二个，与美国的管理人员相比，华国的管理人员，在沟通上花的时间是比较少的。西方人因为大工业经济的要求，及时地沟通，协同作战，团队精神，有一种本能。华国一些有能力的人，往往喜欢单枪匹马，单刀赴会，这里就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不一致的冲突。”
“再一个例子，民主与集中的问题，华国的员工普遍看老板的脸色行事，也希望老板是一个比较有自信、有主见的、强硬的管理人员。西方的管理人员倾向于民主、公开的脑力振荡方式讨论，把华国的管理层和西方的管理层做脑力振荡讨论的时候，乱成一锅粥，华国人一争论，就要拍桌子，就要红脸，就要吵架，弄得美国人下不来台，认为是不是得罪了这个人。”
“美国人脑力振荡的时候，华国人认为很愚蠢，这样简单的事情还讨论什么？你的观点是三岁小孩的主意，怎么好意思在这么多人面前提出来？实际上人家也是想抛砖引玉，为什么说是脑力振荡呢？就是这样。”